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郡国利病书是谁所撰

1,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明末清初顾炎武撰。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120卷。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 、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

2,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乱世，目击时世艰难，又亲身经历倭寇之患、建州女真的内侵、风灾水害虫灾的交替侵袭，饥民的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崇祯十一年，清兵攻下畿辅城，北京因此戒严了。第二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一次失败。此后，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深深感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是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为了写作此书，顾炎武通读二十一史和天下郡国地方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之类数万卷，单就查阅的地方志书就有许多部。他还往来南北做实际调查，曲折行程二、三万里。他的这种面对现实研究当代史地，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精神和学风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编订这些资料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 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在有关云南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鹤庆、姚安、广西、寻甸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哈密等地的形势。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趾、安南、流求、日本、真腊、爪哇、三佛齐、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1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100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 、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原稿旧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分34册，其中佚失第14册。现通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3,　　天下郡国利病书》　　造端宏大，未为定稿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撰。顾炎武　　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　　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　　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　　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　　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　　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　　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在经学、音韵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诸多方面造诣很深。有人统计他一生著　　述多达38种，《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是其中最为宏大的地理著作。　　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锐意读书，广搜资料，兼以实地调查，有得即　　录，企图把地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和政治斗争实践。他为了编纂此书，收集资料十分广　　泛：　　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　　部。（《肇域志》自序）同时将这些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引证。他周游苏杭、两淮，　　十谒明陵。自1668年45岁以后，舍弃江南故里，飘游北国，足迹遍布华北、山东和西北，　　尤其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廓、宫室，皆出自实　　践。（《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潘丰《日知　　录》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骡二马载着应用书籍随行，每到险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　　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坚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遇有与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　　中翻书对勘，将其收获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尽，便别为二集曰别录。　　别录实际上是一些读书札记，是作者为了准备著书长期积蓄的一些资料长编。　　所以在内容上将是不同的观点，甚至相反矛盾的史料兼收并蓄，而未加考辨论述和筛选。　　全书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收得很多，有的地区却很少。在他50岁时，由于年老善忘，对　　这些材料不能逐一校正，便将这些原始材料编订成册，存于篇中，总名为肇域志。　　有人考证认为这是出典于《尚书·尧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个疆域。　　作者编订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　　书一分为二：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　　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　　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　　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　　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　　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我们认为未免有点偏颇。　　其次在赋税方面主要对明代一条鞭法实行后果及各地所遭破坏事实，以及揭示地主　　阶级如何将国家赋役通过各种不法手段转嫁到农民身上的种种事实等都加以详细收录，　　同时也辑录了与之有关的土田、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所以今人赵俪生认为此书　　不应列为地理类，而应列为明朝社会经济资料之书。主要是著录明朝社会经济情　　况的一部重要的资料书，仅仅它的著录方式是按郡国的框框而已。其理由主要　　是由于本书绝大部分篇章所注录的是关于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政、　　少数民族以及农民起义诸项目的资料，其中虽然偶有记录地方风俗以及山川沿革考订事　　项等，但所占的比例究竟太少了。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仍有些牵强。因这些经　　济内容无一不通过地理显示，至少应属经济地理范畴，何况书中尚有大量沿革地理、军　　事地理、民俗、文化地理等材料。　　再说水利方面，书中收集了主要河道、漕运诸河（运河、胶莱运河等）、航运，主　　要作物区特别是三吴地区农田水利以及明代水利专家治水方略、奏折等主要资料。　　全书实际汇总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摘自　　方志外，同时也辑录于实录、文集、邸抄及其他各种史料，其中不少今已失传，或已成　　罕见的碑刻和地方史志材料，十分珍贵。《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杂取天下府州县志书　　及历代奏疏文集，并明代实录，辑录成编，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说到这部书的价值，除了前面已叙过它保留了许多珍贵资料和进行了实地考察　　加以厘正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明史研究有特殊史料价值。正如赵俪生研究后所云：在　　考查明朝社会经济方面，《利病书》却与《明实录》、《皇朝经世文编》有三鼎足之妙。　　自上而下的材料，多见于实录，《经世文编》中主要是来自中层士大夫的意见，惟有　　《利病书》是透过基层人们的回忆、总结、评论及一些下层的意见，可以补足《实录》　　自上而下材料的片面性，对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是很有价值的。　　此书原为34册，今已不全，第14册全缺，其他各册也有佚文。以后版本多种，现通　　行本中，以四库善本丛书馆借涵芬楼印昆山图书馆所藏稿本影印本为佳。　　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姐妹篇《肇域志》则是专述地理的，可谓明代地理总志，　　因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关系十分密切，这里有必要作一些简要介绍。《肇域志》全书　　不分卷，约200万字，其内容包含沿革、形势、城廓、山川、道路、驿递、街市、坊宅、　　兵防、风俗、寺观、水利、陵墓、郊庙等项，有的府州还附有长篇的食货、官职资料，　　可见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一大特点是收编了大量地名。它收集的地名不仅超过《寰宇　　通志》、《大明一统志》，而且有的地区比《读史方舆纪要》还多。它除记载了各省府　　州县著名山川古迹外，还收录了许多小山、支水、盐场、坑冶、镇市、渡口、巡检司和　　课税司所在的小地名，有的地区甚至比专志以及《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所辑录的　　小地名还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它与《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样，也保存了大量　　已经失传的明代方志资料和许多罕见的专志资料，这些珍贵资料可以作校勘其他古籍参　　考。此书在乾隆末年已佚京师、江西、四川、广西四部分，现有抄本很多种。近年谭其　　骧主持以云南图书馆藏的抄本为底本，校订后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将是我国目　　前国内最佳版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因源出同一部资料，在拆分时比较粗疏，以致分　　而未净。正如今人杨正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介绍中指出：《肇域志》虽偏重于地理，　　但也杂有食货、兵防、水利等方面资料；《天下郡国利病书》虽偏重郡国利病，但也杂　　有许多舆地记载。诸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迹、市镇、风俗、屯垦、水利、赋役、漕　　运、兵防、马政、盐政等门类，在两书中均有。分得不当的也屡见不鲜，有的州县沿革、　　山川、城池等材料不在《肇域志》中，却收入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同样不少有关　　国计民生的论、说、文、集却不载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却收入了　　《肇域志》中。甚至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却被硬行拆开分置在各书中，最典型的是对曾　　子籍贯考证，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说法的材料在《肇域志》中，大量考证资料却留在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而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却又放入他的另一部著作《山东肇域记》　　中。所以对这两部书的资料，不能机械隔立对待，需要相互补充、相互参证，互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