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是什么意思,去繁从简 格物致知什么意思

1,格物致知 是一个汉语成语，拼音是gé wù zhì zhī，意思是探究事物原理，而从中获得智慧或从中感悟到某种心得。 格物致知包含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其内涵远比实事求是丰富。现今流行观点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乃是在关于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心得感悟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只是指知识，这种观念变异可能是由于现今社会流行唯物论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2,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乃儒家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一个理论，已失佚，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发行的第六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扩展资料：文化的力量在于格物致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五年，有学者称之为镀金时代。上一轮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让中国成功实现了逆袭，1979年到20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总量增长了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前30年经济建设的爆发力是很强，但现在持续力弱下来了，而文化的力量正是体现在行政力、控制力、持续力上。郑宇民口中的行政力与控制力不难理解，而持续力，郑宇民认为这是文化最核心的作用，即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儒家《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农民休耕，渔民休渔，事实上就是一种格物致知的表现，有文化的农民才会知道休养生息，有文化的商人才会知道兼济天下，有文化的主政者才会知道创造一个持续性、共享性的发展生态。郑宇民认为，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通过文化的智慧对事物的把握调度、界定、应用，实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从而真正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参考资料来源：

3,格物致知这个成语家喻户晓，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对古代科学发展从思想上有所影响，其基本意思是说：考察事物，获得知识。 这一词语最早见于先秦经典《礼记·大学》，是该书所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的初始两个阶段：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一段话，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这一程序性行为纲领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由此可见格物致知在儒家学说中的确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格、物在古代用法均很广泛，这一段话，在孔子时代大概并不难解，孔氏本人未做解释，孔门弟子对格物致知含义亦未阐发，这导致后人在理解格物致知含义时出现很多歧义，每个人都想依据自己的哲学倾向对之做出合乎己意的解释，这就使得在此问题上，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局面。 由此，我们今天倘要明白格物致知原意，就要把它放在产生《礼记·大学》的时代，参考儒家其他经典，尤其是孔子的认识论思想，综合加以考察。据后人的研究，《礼记·大学》主要表述了孔子及其弟子曾子之意，而孔子在当时即以博物著称，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自然与其治学方式有关。在另一儒家经典《中庸》中，孔子的孙子子思指出了儒家所主张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叫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之所以博学，其治学方式不能有异于此。由此，《中庸》的强调可以看做是对格物致知学说的注解。即通过广泛学习，细致研究某事某物，并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去实践体会，就可以获得真知。所以，格物致知强调的是通过对事物的考察、检验或穷究，来获取正确认识，这可以认为是其本来的含义。 这一理解与古文献并不相悖。古代格字用法很广，其中有训为量度的。《文选》载鲍照《芜城赋》：格高五岳。李善注引《苍颉篇》：格，量度也。也有训为正或检的，《尚书·周书·冏命》：……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孔氏传曰：弹正过误，检其非妄之心。这些用法均可转义为考究、考察或检验。由此，《辞海》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谓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这一解释不为离谱。 汉儒郑玄注解说：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一注解有两点不可取：其一，它缩小了知的范围，认为知仅限于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而在《大学》中，没有这样的限制；其二，它颠倒了格物与致知的因果关系，认为格物是由致知所致。无独有偶，这样的观点也得到后人响应，例如宋代杨时即曾强调说：致知必先于格物。 宋代是谈论格物致知比较多的朝代。一代名儒司马光，曾专门作《致知在格物论》，畅述己意。他首先指出：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贵汩其智，贫贱翳其心故也。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解释格物致知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他批评郑玄说：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司马光强调要抵御物质生活的引诱，认为这样可以保持一个人的高风亮节，不为物欲遮蔽自己的聪明才智。此说当然有其不可磨灭之处，但亦未必合乎古人原意。他与郑玄一样，在此问题上都师心自用了。 格物致知到了宋代，被朱熹提到了特别崇高的位置。朱熹认为，《大学》一书缺了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的一章，他补上了这一章。朱熹增补的内容是：要获得知识，必须考察事物，以求认识事物的理。任何事物都有理，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识。求学者应该把心中已知的理作为基础，进一步努力，以求达到认识的顶点。经过长期努力，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一切，这就是认识的顶点。 朱熹所说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但主要是社会事物，包括读书和待人接物。比如考察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忠诚于君主等等。陆九渊和王守仁认为，心既然是理的凝聚，心也就是理，因此，要认识理，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王守仁甚至认为，我心中固有良知，把这良知推广到事物，就是格物。 在格物致知学说上对后人影响较大的是宋明理学，其中主要可分为两派，程（颢、颐）朱（熹）一派和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程朱等人释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程氏粹言》卷一）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大学章句·补传》）这里的即物穷理，是要求人们运用已知的知识，深思客观事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领悟。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内省式的思考过程。朱熹说：《大学》设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为知之至也。（《大学章句·补传》）显然，朱熹所追求的是通过即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贯通，而不是对客观事物具体内涵、特征的掌握。 王阳明实践过朱熹这套方法，他坐在自己窗前格院子里的竹子，冥思苦想七昼夜，仍然不得要领，人也累病了。他不去反思自己格物方法的不当，反而走得更远，连物也不格了。他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若鄙心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显然，他所说的致知格物，不是要通过研究客观事物获得知识，而是要把心的良知和天理强加到事物上去，使事物与心、良知、天理相符合。这样的格物致知，不会促进科学发展。 宋明理学对格物致知的发挥，在后世也有人表示反对。例如颜元就公开批评朱熹说：朱门一派，口里道是即物穷理，心里见得，日间做得，却只是读、讲、论……其实莫道不曾穷理，并物亦不能即，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那曾去格物。（《习斋记余·阅张氏王学质疑评》）颜元主张格物要亲自动手，实地去做，不能离物而空洞地穷理。这样的格物致知，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实际上，因为格物致知学说具有研究客观事物以获取知识的含义，一些重视研究自然的有识之士也借用这一口号，赋予它新的内涵，用以阐发自己的思想。例如王夫之即曾这样说过：密翁（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搔首问》）王夫之所提到的质测之学，是方以智的创举，它的中心内容是要求以实证方法研究自然现象。王夫之认为只有质测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这赋予格物致知学说以崭新含义，标志着这一术语已经进入自然科学范围。 随着明末清初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人研究自然现象的热情也高涨起来。这时人们谈论格物致知，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研究自然以获取知识。古老的格物致知学说获得了新生，成了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理论根据。清末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有些径以格致名之。格致一词成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部门的统称。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他所说的格致，就是指的这些自然科学。在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技术合流过程中，格物致知学说以独特方法参与并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在科学技术史上取得了一席永久立足之地。